【時差】宗教學(三):去標籤化的同時避免標籤化 在歷史中看見歧異的能動性與身分認同
過去的人們怎麼看待占卜、方術、魔法、儀式或經典?他們都會說那是「宗教」嗎?符合哪些標準或元素,我們才會稱之為宗教?這個範圍會變動嗎?宗教和理性、知識體系的關係在歷史中不斷變動,這與我們的現代生活有什麼關係?西方宗教模式影響當代對宗教的理解,這些模式或典範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故事?
過去的人們怎麼看待占卜、方術、魔法、儀式或經典?他們都會說那是「宗教」嗎?符合哪些標準或元素,我們才會稱之為宗教?這個範圍會變動嗎?宗教和理性、知識體系的關係在歷史中不斷變動,這與我們的現代生活有什麼關係?西方宗教模式影響當代對宗教的理解,這些模式或典範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故事?
記憶為何有落差?是遺忘或隱藏?是虛構或想像?對楊孟軒來說,答案或許更加複雜,群體確實經歷過創傷,時代確實在群體中留下烙印,歷史記憶所驅動的情感與行動都有其真實性。我們惟有聆聽彼此的故事,深入歷史記憶中的細微線索,才夠有可能打開彼此理解與和解的路。研究「記憶的歷史」或許能帶我們走上這條路。
我們對事件或議題的歷史印象從何而來?過去的歷史怎麼能在今日依然撥動我們的心緒?如果回溯過往的真相,能為暴力與衝突帶來平反、尋求和解,那要如何接近過去,才能避免粗暴建構或流於自溺?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系楊孟軒副教授,透過追索臺灣外省群體的歷史記憶變遷,挖掘集體記憶中的多元與差異,探索創傷、記憶與認同之間的關係。
記憶研究需要倚賴大量文獻,食物記憶更與個人主觀身體經驗息息相關,這都加深梳理台灣飲食記憶與認同變遷的難度。潘宗億透過細究食譜,探索台灣戰後飲食文化變遷,其中一條路徑是來自中國各地的戰後移民,世代交替中看待台灣的眼光如何變化,而發展出更在地化的飲食記憶與文化認同,使台灣的飲食文化更為豐富。
「吃」對很多台灣人來說,想必並不陌生。從過年「圍爐」與節慶菜餚、富有地方特色的「小吃」,再到飽含「鄉愁」的家鄉菜,生活中的大小事物與飲食息息相關。憑藉對飲食的愛好,東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潘宗億近五、六年來投入飲食文化研究領域。他發現飲食行為能建構社群認同,這與其過往關注的「歷史記憶」和「身份認同」的研究不謀而合。
對「華語語系」概念的不同定義或理解,證明了定義本身的彈性跟多樣性。華語世界內部的多樣性跟邊界的開放性,這個概念本身也不斷流動,就如同中國的概念那樣。從歷史上來看,從明清甚至是更早開始,不斷變動的邊疆已經待來定居殖民或是文化上的交互,對以漢人為中心或儒家為中心的中國歷史理解,有所鬆動,產生新的思考。
當代世界多元文化、跨文化經驗與環境日益普遍。如何意識到這點來看待文化,成為華語社群和研究者難以迴避的問題。比如社會中不同群體如何理解他者與識別自我?像馬來西亞政治上定調為「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實質上情況如何?華人如何展現身分認同,如何看待其他族群?宗教與傳統習俗似乎是一個適宜的切入點,但或許又有些盲點?
中國政治與經濟的崛起,影響多元文化處境的全球華人。其他族群與文化如何對華人的理解有何變動?互動有何變化?這些都是了解政治與經濟變局中文化因素扮演何種角色,不可不探的問題。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蔡源林副主任,以馬來西亞的情況,設法捕捉當代中國因素,對伊斯蘭世界的影響,以及華人社群和穆斯林社群彼此理解上的變動。
為什麼會有回憶與敘述上的虛構?天江喜久認為記錄與記憶的落差,應該從人們的身分認同與生命處境來看,台籍日本兵在戰後的台灣社會中,關鍵的生命經歷被噤聲與抹除,強烈的情感和說出自己故事的渴望,早已與集體的記憶交錯、相融。從這樣的分析出發,天江喜久進一步反思,國家的紀念制度、歷史教育和反戰教育的改革方向。
挖掘歷史並不簡單,逝者無法向親述經歷,即便親自交談,也需要細心聆聽。而歷史的檔案資料,也並不都是一目了然,從什麼角度解讀關乎我們的當下處境。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2019年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邀請長榮大學的天江喜久教授,從他翻譯回憶錄《再見海南島》與田野調查的經驗談起,撥開「記錄與記憶之爭」的迷霧。
汪宏倫曾提出「戰爭之框」的概念:戰爭導致的重大改變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結構與集體認知框架。比如國家透過區分「敵/我」,動員民眾投入戰爭。戰爭中 無常的暴力與偶然,也讓人們對生命和國族的意義有所質疑。共同體經常要透過歷史敘事將逝去者、戰爭災難與共同體存續連結在一起,賦予偶然悲劇更高層次意涵;同時區分敵我,也回應命運的難題。
近年的歷史教育與大眾文化中,對台灣的歷史記憶有許多翻轉與補充,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愈來愈受到注意,若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不可避免要回顧過去。但是什麼影響了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我們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框架為何?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以「我們能和解共生嗎?」為題,提出對台灣記憶政治的反思。
群議社成立於2018年,是一個由散佈在馬來西亞全國各地的知識份子、評論家與社會運動人士所組成的公民交流與對話平台,群議社主要透過文字的力量,在網路上、媒體上積極發聲,以非民粹的觀察與批評,提倡公民對民主與善治的意識,以期達到推動馬來西亞公民社會的民主進程的目標。
從歷史網眼遺落下來的人生故事,對於「關係的修補」卻是至關緊要,作為心理工作者,我們要去知道的真相,不僅僅是在於這件事情從頭到尾發生了什麼,更要設法挖掘「主體的真相」,關於這個主體的經歷,或許它從來無法被語言化、也無法傳達給對話中的對象,也經常不是國家與政府最重視的,但對心理工作者而言,這是我們必須尋找的「真相」。
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的授沈豪教授,以「新加坡歷史話語權的競逐:以華語源流社群為中心」為題,從新加坡建國和冷戰氛談起,描述國家如何在形塑歷史與國族認同時,逐漸壓縮華語及非官方歷史,華語社群與左翼影響下的藝術群體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保持活力,扮演社會的對話橋樑與批判者。
從「對日抗戰」的記憶到《台北大空襲》桌遊和「台籍日本兵」的故事、從「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口號到講述白色恐怖的遊戲與電影《返校》,從「吳鳳的故事」到電影《賽德克巴萊》,台灣近幾年無論是對於歷史教育或是流行文化對過去的認識都有許多翻轉或補充,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隱隱浮現。
「我人生裡面的魔術,是從那片橡膠林開始」,偏僻村落裡人們的娛樂與日常就是說故事,廖克發的阿嬤也常跟他說各樣的故事。但有一個故事是阿嬤從未親口說的,逢年過節祭拜的年輕男子、對橡膠林中小路的凝視,房裡永遠放著的空椅子,阿嬤隱微地說著某個不能說的故事:有一個特別的人,在她生命中永遠有位子。這人是誰?為什麼不能明白地說?
中國華人,台灣華人,或東南亞華人。他們腦海中所認同的「中華文化」是否是完全重疊的、相符?吳益婷教授探討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圖像,跟我們理解的「中華文化」有什麼樣的差異。 可以看到馬來西亞華裔青年的家國論述已經不再是以「飄洋」為核心,而轉化為「世代定居」的樣貌。
在砂拉越、沙巴等州,同時出現了地方多元主義作為前者的反動,強調「穆斯林」,「馬來人」不能當作自己的族群認同。沙巴的非穆斯林土著採取的策略是不斷的分裂出各自的族群,彷彿碎片一般,或在宗教上向基督宗教靠攏;穆斯林土著也繼續採取碎片化的方向,這樣一來,政府就沒辦法將某群人轉變為馬來人,因為他將要面對的是很多不同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