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Interview

臺灣複雜的政治與文化脈絡，如何積累思想的能量？黃冠閔將世界哲學、跨文化哲學與臺灣哲學等議題，回歸到與自己、與世界的關係：透過哲學，我們質問自己如何看待世界，意識到自己與他者共同生存；借用觀看自然風景的隱喻，我們無法忽視臺灣在世界中的「脆弱性」。但也是從這種流沙般的狀態，我們開始思考。

如果哲學與現實密不可分，我們是否能理解源自歐洲的哲學？歐洲的漢學如何處理「中國性」？身處複雜脈絡的臺灣，又要如何看待「漢語古典」與「中國哲學」？黃冠閔從「中國性」與「哲學性」來理解哲學與漢學的可能性：透過他者的眼光，揭露文化內部的多語性與異質性，重塑一種多元、複數的「中國」，也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去「做哲學」。

「出離其所」後如何返回現實？哲學研究最終要探問的是什麼？不僅是書面經典，更是不可躲避的生命核心？黃冠閔特別關注「非我」與「自我」的關係，這些關注反映在他過往關於巴修拉的著作與近年對史賓諾莎的研究中：主體並非孤獨地思考而存在，而是屬於自然、與其他物種共同生活於宇宙之中；因此哲學需要根植於我們所生存的社會現實脈絡之中。

哲學經常是對習慣的語言或概念的拆解；有時哲學也意味著創造、更新理解世界的框架與印象。這樣看來，哲學與生活息息相關，但如何將生活凝結為獨特的視角、打開新世界？常是從認識世界的渴望開始。本刊專訪中研院文哲所黃冠閔所長，正是從「不得其所」、跨出原有環境的渴望開始，促使他踏入哲學，再歐洲與東亞思想脈絡的交錯與迴盪。

重點可能不是把台灣文學當做一個範疇論底下的學門來思考，而是去思考文學到底在台灣長成甚麼樣子、長出了甚麼專屬於台灣的特質或在地性。範疇論的思考比較像定義，我先去決定台灣是甚麼，再拿這個框架套在合適的作品；後者則是我們先看作品，等待作品告訴我們台灣可以是甚麼，因此這不是一種決定論而是一種潛在論。

並非一切書寫皆虛構，但是虛構無所不在，這是為什麼人有可以說謊、說故事跟被誤會的可能性。名實相符的書寫是不可能的。這也是我在〈見證，或文學的任務〉討論的問題，書寫最終驗證的是名實相符的不可能性，這一點也可以讓我們回頭來問：語言跟思考到底是甚麼關係？

但我們似乎從來沒想過，用來表達思想的書寫或語言跟我們的關係是甚麼。過去我們把書寫跟語言當作是表達的工作，但我們否曾經檢驗過這個工具本身的特質是甚麼？是不是有想過「書寫是甚麼」的問題？假設我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一點，如何敢放心的把自己的思考交付給一個我們甚至不知道它是甚麼、也不知道能做甚麼的東西？

藝術讓我不斷重新被推到一個跨越不過的他異性面前，一個完全沒辦法以概念講清楚的情況。並不是非理性或者模糊，反而是一個確定的非確定性，因為藝術作品是確定的，是完全畫完的一幅畫，只是我再怎麼說，我都永遠不會把它說完。這個動態是吸引我的，我覺得在這裡，我的思想、我的思考才會動起來。

我們不能忽略這個，所以也許說台灣或中國可以給我們什麼，倒不如說它可以讓我們體驗到我們自己的處境，我們自己的構成因素多麼地複雜。我覺得甚至中國人或者台灣人，一旦他們以華語發表、書寫，他們應該更深入思考的就是這個處境的問題，要思考他們的語境是被哪些因素所組成的。

宋灝教授在台任教已逾十年，他去年出版的新書《漢學與跨文化思維》，總結多年來對跨文化議題的思考。藉此訪問宋老師，請他分享從歐洲到台灣的獨特跨文化經驗與思考。在訪問中首先可以看到，宋老師對於歐洲漢學提出了犀利的批評，這無疑密切關聯著他的跨文化思考，而對於圍繞跨文化的各種關鍵主題，比如跨文化、華語思維、臺灣、藝術之間的關係。

新儒家於上世紀在台灣，左批共產黨專制極權，右批國民黨黨國專政，提倡儒學「民主開出論」。楊儒賓教授在「儒家與當代中國」系列演講時說：「對新儒家來說，1996年中華民國實現總統普選，就是他們的一個理想實踐。」今日回顧台灣民主，筆者認為，台灣極具相互批判又強調多元包容的民主社會，實在像極了楊儒賓筆下描述的新儒家性格。

台灣本土興起強烈「反中」意識氛圍下，楊儒賓提出「儒家與當代中國」這樣的主題自是不願限於學術，而更有介入公共論述的關懷。確實早在太陽花學運隔年，台灣本土意識高漲情況下，楊儒賓就逆反潮流，推出書名引發討論的《1949禮讚》。在許多人眼中代表著台灣主體性遭受戕害，充滿恐怖記憶，國民黨政府遷台的1949年，楊儒賓為何竟提出「禮讚」的呼籲？

楊儒賓對「中華民國」的詮釋順著中國現代性而來，其中新儒學的影響不可謂不大，但回顧這段思想之路，他坦承，從中學時期受到新儒家的影響提供不同於以往的一套價值理念，構成其生命的基調，而後來開始對政治的關懷，大學時代是黨外雜誌的時代，去中國化、反中國化的呼聲很高，當喜歡的思想與政治關懷之間發生矛盾，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

緣於楊儒賓老師近期的出版計畫，我們特地安排採訪楊老師。訪談自始即圍繞《1949禮讚》引起高度討論的這本著作，楊儒賓老師認為台灣現代性是中國現代性的延伸這一想法，在如今台灣的政治氛圍中，論述膽大。但在訪談中發現，楊儒賓老師真正的關切，是要挖掘與建立今日台灣社會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礎，由此發展了他獨到的歷史梳理與動態的文化辯證。

台大社會系藍佩嘉教授2019年出版的《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探討台灣中產和勞工階級父母如何形塑不同的教養策略，引起諸多討論。出版皆為學術寫作，但迴響則不限於學院，藍佩嘉是如何進行公共書寫與轉譯？台灣及在美華人移民的教養模式有何種特色？華人文化與教養之間有什麼隱含的關係？且聽她在此次的專訪中娓娓道來。

從「對日抗戰」的記憶到《台北大空襲》桌遊和「台籍日本兵」的故事、從「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口號到講述白色恐怖的遊戲與電影《返校》，從「吳鳳的故事」到電影《賽德克巴萊》，台灣近幾年無論是對於歷史教育或是流行文化對過去的認識都有許多翻轉或補充，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隱隱浮現。

疫病加深了資本主義下的存在焦慮嗎？面對新一波的疫病，公共治理的應對有何變化？2019年底，中國武漢爆發COVID-19（亦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強烈衝擊各國的經濟、醫療與生活型態等方面。本次專訪擅長宗教社會學、做過諸多台灣宗教組織研究的中研院民族所丁仁傑研究員，以下他將對SARS和本次疫情進行社會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