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 Action

【柔適伴行】:
臨終路上撐出一片溫柔所在 開顯生命的可能性(上)

對王淑貞而言,安寧療護是奠基於團隊合作上的、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而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在病人臨終前給他們最舒適的照顧。這樣的信念,引領著安寧場域的醫護人員在講求效率、結構明確的醫療體系中撐出了一個相對柔軟的空間,並在那之中陪伴病人與家屬走過生命的極端處境,陪伴他們一起遭遇死亡。她提到,「我們不是神,沒有辦法救活他們的生命、也沒有辦法讓他完全都不會痛,這也是不可能。可是我們期待的是,我們可以盡量就做我們(能有)幫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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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適伴行】:
賦予醫療體系意義結構 回應安寧照護者的「悲憫疲憊」(下)

面對這樣的困境,彭榮邦認為,照護結構本身能否給出價值與意義感,或許是一個關鍵:「我們不能讓護理人員只成為勞力的付出者,他的工作本身必須要有一個可以對他來說有意義的結構。這個意義能讓他可以繼續做這件事情,不要出現’compassion fatigue’。也就是說,他可以感覺累,但是他感覺累得有價值、願意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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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創傷】:
透過口述歷史穿越社會的認同裂縫,修補被遺落的靈魂(下)

我們每個人都會需要將自己鑲嵌在更大的歷史脈絡當中,才找得到自己所處的位置,人人皆然,只是說我們該如何去想像,那個比個人更大、更宏觀的歷史架構是長成什麼模樣?對不同的人來說,它可能是國民黨、是中華民國,也有可能是台灣,甚至是50年代許多知識份子所信仰的社會主義。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我們的信念和信仰是什麼,反而是在於,當我們將己身所秉持的信念視作是「全善的」、「必須要被無條件捍衛的」、「完全不可被挑戰的」事物,這個時候就會出現問題。

然而,這些從歷史網眼遺落下來的人生故事,對於「關係的修補」卻是至關緊要,作為心理工作者,我們要去知道的真相,不僅僅是在於這件事情從頭到尾發生了什麼,更要設法挖掘「主體的真相」,關於這個主體的經歷,或許它從來無法被語言化、也無法傳達給對話中的對象,也經常不是國家與政府最重視的面向,但對心理工作者而言,這是我們必須尋找的「真相」,是需要被重視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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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創傷】:
如果過去國家這樣對待人民,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能相信?(中)

作為民主化手段的轉型正義在制度面經常被討論的議題也包括,我們應如何可能與過去的威權統治體制進行切割和交接?台灣民主化至今三十多年,但在體制上,包含不同層次的法律、制度、行政機關的運作方式與習性,再來是思維上,我們到底有沒有跟過去做一個了斷,或者它其實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些都是轉型正義所要面對的事情。此外,在歷史傷痕的修復工作中,除了受難者和家屬的心理創傷,不同群體社會關係的修復,還關乎我們如何去修補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如果過去國家可以用如此暴力的方式壓迫人民,那麼我們今天又該怎麼相信這個國家不會再對人民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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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衝突與情感糾葛,
使個案照顧對於社工充滿戲劇性更是個壓力挑戰

衝突的倫理與糾葛的情感都挑戰著社工與心理師等照顧工作者,要求他們穿過抽象概念以及既定的處遇方式去看見個案的生活世界。照顧工作並非要訴諸理性的力量或是強加特定的社會價值,工作者與個案的遭逢都是一個涉及關心、陪伴、傾聽、猜測、磨合、堅持、反省的複雜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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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照顧工作不是在無菌室中進行,
兒少的「性」要如何概念化?

政大華人文化研究中心與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李維倫教授合作,預計推動一系列「創傷與照顧:華人社會家庭脈絡下的思考」工作坊,邀請社工、心理師、護理師、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等實務工作者與人文學者對談,以「照顧」概念為核心,共同探討如何連接理論思考與實務經驗、發展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照顧哲學與創傷治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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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安置機構逃跑的受性侵孩子,
真的是受害者嗎?

一開始兒少保護的安置機構是為了救援被認為從事性交易的孩子,讓他們有個可以緊急避難的地方而不會被剝削他們的業者騷擾。後來隨著法律變更,從事性交易的孩子被稱為受到性剝削的孩子,之後又都視為受到性侵害的小孩。這導致了實踐上觀點的翻轉,一開始認為兒童是價值觀偏差或交友不慎才從事性交易,更名為性剝削後,則著重在釐清社會和環境如何使得孩子有這樣的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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