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與照顧

病人突然而劇烈的轉變，帶來衝擊與自我懷疑，但這同時也是醫者重新自我定位的時刻，探索「醫師」在醫病關係中的位置。短暫的實習結束，向姍姍絮絮叨叨的道別，其實也是醫者平撫創傷的祈求：「像來自天堂的雨一樣，輕輕撫慰乾涸的大地，滋潤著等待希冀的萬物」。

雙相情緒障礙症的年輕女孩，在亢奮期及抑鬱期之間循環擺盪；智能障礙的她對於自己所遭受的欺負與虐待，難以表達述說，情緒困在身體裡。童真的心靈對實習醫師開放自己，但情緒的起伏使陪伴不易，醫者亦經常千頭萬緒，不知道答案是什麼？鉅細靡遺的紀錄底下，是傳遞溫暖的渴望。

「持久戰在精神科無法避免，對於照顧者而言，長期照顧會讓人心力憔悴。精神病人就是需要無時無刻的照顧，現實生活又不能因此停擺，那該怎麼辦？送到療養院或是日間照顧中心，就代表不關心或放棄病人嗎？現實的天秤該倒向何方，著實讓人摸不著頭緒。」被放棄與受困讓病人之間也彼此陪伴，漫長的路，醫者又該將自己擺在什麼位置？

《體驗的世界：精神分析的哲學和臨床雙維度》的作者們批判西方現代的笛卡兒式心靈，與外在世界分隔的心靈概念影響了精神分析傳統。並向讀者們展示自我並非關在身體裡，而總是向有文化與歷史脈絡、有著過去與未來的世界開放，是持續在對話、保持在關係中、自我詮釋，模糊而動態的，精神分析是讓參與其中的對話者們體驗的世界交互影響。

生病是怎麼回事？疾病與病痛有什麼不一樣？現代生物醫學關注生理機能的恢復，但病者心中的疑問經常是：這樣的痛苦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是我？在痛苦中，與他人、周遭世界的關係也可能不再如常。面對這樣的倫理訴求與困惑，要如何回應？林雅萍從醫療現象學的角度，談談臨床現場如何導引、同行，重新察覺與訴說痛苦，恢復病人的自主與尊嚴。

顏秀鸞的分享突顯陪伴與照顧的困難，相對於維持著日常時間性的世界、人們能在其中計畫未來，罕病病友及其家庭面對的處境艱難。有參與者回應說雖然秀鸞姐不見得可以用語言很清楚表達，但從她的分享已經將這樣的處境顯露出來，當有人從世界跌落，這個世界的時間仍依然不停前進，我們要怎樣在受苦的這條路上相互陪伴？

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於 2019年舉辦的「創傷與照顧」系列工作坊，第二場「倫理的極限處境：從罕見疾病談世界照顧的樣態」，由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翁士恆教授、黏多醣症病友家長 · 罕見疾病基金會資深志工歐玲君與貝克式肌肉萎縮症病友家長顏秀鸞共同與談，透過罕病家屬的分享，從病理以外的觀點反思照顧倫理。

林耀盛認為人們在活動中獲得的是陪伴、共鳴、一起的經驗，病友之間能獲得締結性的支持，宗教或陪病者的伴行也對病人內心起到鎮定作用。照護現場是模糊性，是流動的狀態，人們可以回應或迎向的不是具體事物，處在實踐之中也只能透過實踐看到更多可能性，而透過自我隱沒讓他人顯現，才可能回應他人。

侯懿真心理師從「愛」的角度切入，來談人與人之間的照面、經驗與行動，愛是人與人之間的指向性關係，愛一個人如同將目光投射到對方身上，關照他、渴望與之接觸，安寧與哀傷是人們在這種指向性關係中的歷程。醫療則是透過身體這個介面跟另一個生命相遇的場域，包含了空間性與時間性，匯集了經驗，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場域中，有著他人與世界。

面對這樣的困境，彭榮邦認為，照護結構本身能否給出價值與意義感，或許是一個關鍵：「我們不能讓護理人員只成為勞力的付出者，他的工作本身必須要有一個可以對他來說有意義的結構。這個意義能讓他可以繼續做這件事情，不要出現’compassion fatigue’。也就是說，他可以感覺累，但是他感覺累得有價值、願意繼續下去。」

對王淑貞而言，安寧療護是奠基於團隊合作上的、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而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在病人臨終前給他們最舒適的照顧。這樣的信念，引領著安寧場域的醫護人員在講求效率、結構明確的醫療體系中撐出了一個相對柔軟的空間，並在那之中陪伴病人與家屬走過生命的極端處境，陪伴他們一起遭遇死亡。

從歷史網眼遺落下來的人生故事，對於「關係的修補」卻是至關緊要，作為心理工作者，我們要去知道的真相，不僅僅是在於這件事情從頭到尾發生了什麼，更要設法挖掘「主體的真相」，關於這個主體的經歷，或許它從來無法被語言化、也無法傳達給對話中的對象，也經常不是國家與政府最重視的，但對心理工作者而言，這是我們必須尋找的「真相」。

轉型正義在制度面經常被討論的議題也包括：應如何與過去的威權體制切割和交接？台灣民主化三十多年，但在不同層次的法律、制度、行政機關運作方式，乃至思維上，有沒有跟過去做一個了斷？此外，在歷史傷痕的修復工作中，受難者和家屬的心理創傷、不同群體間的社會關係，乃至國家與人民之間關係的修復，也是轉型正義所要面對的。

在21世紀的今天，政治暴力真的遠離我們的生活了嗎？政治暴力與轉型正義的關係是什麼？轉型正義中創傷療癒的角度是什麼？只要挖出了真相，療癒就會發生嗎？中研院民族所、時任促轉會委員的彭仁郁老師，重新從「政治暴力」的歷史與當代意涵談起，特別點出政治暴力在精神上如何破壞人與世界的信任關係。

本文摘錄自2019年12月16-17日由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所舉辦「創傷與照顧」研習營，以回顧並透過與來自心理學、精神分析等多元領域的與會者對話，深化對「照顧」的討論，展開「照顧哲學」與「照顧主體性」視域。以下為研習營的實務團體討論時間。

台灣原住民的歷史與處境與世界各地的少數民族，有著相似命運。從歐洲人、漢人到日本帝國，乃至國民政府，多半從「有效統治」的角度看待與描繪原住民，其主體性被壓抑與剝奪。當代原住民自己的聲音逐漸能被聽見，以不同形式敘說自己的故事，劇場也是其中的一種方式。劇場如何療癒群體被侵害與殖民的創傷呢？

當代的暴力形式為何？極端的政治暴力事件是否導致我們只能於無意義共處？臨床心理師暨巴黎笛卡兒大學心理學院講師 Nayla Debs認為，這未必只是當代的事情，另一方面文化脈絡與歷史事件或許仍幫助我們理解創傷；而發展一種關懷／照顧的生活方式或許是更務實的回應。

在演講開頭Sklar談起佛洛伊德的「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好比坐在公車上，看著車窗外出現什麼就說出來，他也採取這樣的方式呈現演講內容。組合了各種不同的題材與內容，包括藝術、宗教、文學、建築、還有身體的各種隱喻，加上臨床發現的症狀，將藝術與症狀結合講述。而他特別要強調的便是在精神分析中隱喻的運用與功能。

讓敘說與語言顯示出神聖性的意涵，這固然是因為議題涉及臨終或失親的受苦經驗所逼顯；但臨終與失親的處境正透顯出：常規生活所恃以為據的特定立場或理論全部不再受用，在拋擲了這些前提後，反而可讓真心朗現，以至於讓內在之詞湧現出來，而有通往神聖性的可能。

從宏觀角度來看，所有的「照顧」都是在照顧受苦者，但問題是人不能脫離社會存在，個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心靈痛苦，與社會結構的扭曲有關，因此當我們談人文療癒時，必須從社會病理學的診斷回到社會結構的扭曲來思考，使個人心靈所遭受的痛苦，不僅能在個人的層次得到療癒，也能從他的痛苦反映出社會結構，並改革與重構造成痛苦的體制。

衝突的倫理與糾葛的情感都挑戰著社工與心理師等照顧工作者，要求他們穿過抽象概念以及既定的處遇方式去看見個案的生活世界。照顧工作並非要訴諸理性的力量或是強加特定的社會價值，工作者與個案的遭逢都是一個涉及關心、陪伴、傾聽、猜測、磨合、堅持、反省的複雜嘗試。

政大華人文化研究中心與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李維倫教授合作，預計推動一系列「創傷與照顧：華人社會家庭脈絡下的思考」工作坊，邀請社工、心理師、護理師、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等實務工作者與人文學者對談，以「照顧」概念為核心，共同探討如何連接理論思考與實務經驗、發展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照顧哲學與創傷治療模式。

最初兒少保護安置機構是為了救援被認為從事性交易的孩子，讓他們有個緊急避難而不會被剝削與騷擾之所。而後隨法律變更，從事性交易的孩子被當作「受性剝削」而至視為「受性侵害」。這導致實踐觀點上的翻轉，從兒童價值觀偏差與交友不慎從事性交易的觀點，轉而著重於釐清社會和環境如何造成這樣的際遇。